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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查筆錄能不能當證據？
2004/12/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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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
胡峰賓
案例
程紅玉在台北市仁愛路上目睹一小汽車撞死路人後逃逸後，乃自告奮勇至警局指認肇事者車輛，並接受警員製作筆錄。案件移送檢察署後，程紅玉於供證不久後不幸中風昏迷。嗣後案經檢察官依過失致死、遺棄等罪提起公訴。審判中，被告保持於偵查中一貫立場否認犯罪，其辯護人亦抗辯證人程紅玉於偵查中之供述乃傳聞證據，偵查中筆錄不得當證據，是否如此呢？
解析
一、法官、檢察官面前之陳述
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規定：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，得為證據（第一項）。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，得為證據（第二項）。」本條第一項所指法官面前之陳述，並不限於對本案法官於本案審理程序所為之審判外陳述，只要其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，不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、審判期日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，均屬法官面前之陳述，因其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，故無條件得作為傳聞之例外而有證據能力。至於檢察官之偵訊，因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，檢察官有訊問證人、鑑定人之權力，且證人、鑑定人須具結，實務運作時，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，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，不致違法取供，其可信性極高，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，得為傳聞之例外而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面前之陳述
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、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，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，只有在其先前陳述具有「較可信之特別情況」，且為「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」（亦即具有「特別可信性」及「必要性」）之情形下，才可成為例外而有證據能力。而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面前之陳述之所以需要較嚴格的條件才能成為傳聞的例外，乃因其無如法官、檢察官得命證人、鑑定人具結之權力，且實務上對警訊筆錄任意性之信賴遠較檢察官之訊問筆錄為低，不足以擔保其所取得證人陳述之可信性，故以「原則排除」、「例外可採」之方式定其證據能力。
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死亡、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、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、到庭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等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。此處所稱「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」，亦係指該陳述作成時之外部情況而言，並非指陳述內容之證明力，判斷時應參考陳述人是否係自發性陳述、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及有無不利於任意陳述之情形。
本例程紅玉指證被告後，審判中因昏迷而無法到庭，但偵查中之警訊及檢察官偵查筆錄，既無顯不可信之情況，又為證明被告犯罪所必要，應仍具證據能力，審判庭得採為證據。
（本文摘自「刑事訴訟法與你」一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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